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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美国一点面子不给,日本为何还死死抓住TPP不放?

  对于安倍抱有极大希望的TPP,特朗普直言:“退出是明智之举”,“我告诉你们,没了TPP,我们之间贸易来往会比任何国家都多。”

  10月22日,以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与公明党执政联盟在参议院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议席,迅速将目光投向复活TPP的“大业”上。

  23日,安倍在会见日本商界代表时表示:即便没有美国,日本也要坚决主导TPP的“复活”。

  奥巴马政府时期,日本是美国主导的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核心成员。

  从这次表态可见,特朗普退出TPP的意思很坚定。

  带头大哥都不玩了,日本为何死死抓住TPP不放手?凭借日本一国之力,真的能“玩转”TPP吗?日本这种做法对中国乃至亚太经济意味着什么呢?

  

  自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就深陷持续衰退的尴尬境地。

  尽管此后历届日本政府实施了形式多样、种类繁多的经济刺激改革计划,但均未能挽救日本经济的颓势。

  受其影响,日本长期强调的“国势”日渐式微,国内矛盾日益激化,社会问题频繁发生,国民工作热情、乃至为实现强大日本而努力奋斗的民族信念也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

  面对如此困难局面,日本国内以保守主义势力为代表的一大批人,坚持认为:日本亟需一次“脱胎换骨”的战略性改革,才能彻底走出泡沫经济崩溃所造成的阴影。

  他们希冀TPP能为日本“转运”。

  安倍政府的这一战略设想,在TPP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安倍政府认为,TPP是适合21世纪的新贸易投资规则,若日本掌控制定新经贸规则的主导权,就可以利用新规招徕外部投资大量进入日本市场,同时加大对自身海外投资的保护力度。

  这里涉及三个层面的含义:

  *TPP制定了关税衡量的新标准,率先在多边贸易合作协定中实现了货物贸易的“零关税”;

  *TPP凸显贸易投资规则的创新性发展;

  *TPP为创设“21世纪贸易投资体制”搭建新平台。

  日本政府对贸易投资新规的需求是双向的,既意在对内的引导,又暗指对外的输出。

  

  安倍政府在2013年6月的“日本再兴战略”中,就曾明确提出,到2020年末实现对日直接投资存量倍增至35万亿日元的战略目标(2012年为17.8万亿日元)。

  但是,迫于国内经济持续衰退的现实,外国资本始终对日本市场提不起足够兴趣。同时,传统而保守的国内文化阻碍了日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更提高了外国投资进入日本市场的“门槛”。

  鉴于此,日本更希望借助以TPP为基础的投资保护体系及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等,为外国资本的流入日本创造高规格的保障和信心,进而吸引更多的外来资本。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5年,日本向对外资本输出(FDI)总计1290亿美元(2014年日本的同统计数据为114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2015年的3000亿美元(2014年美国的同统计数据为317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二大FDI输出国。中国则紧随其后,FDI输出总额为1280亿美元(2014年同统计数据为1230亿美元)。

  需要指出的是,一旦TPP达成并生效,日本资本必将挥舞TPP之鞭,保护其海外资产的传统利益,同时进一步拓展投资对象及新的盈利增长点。

  

  

  日本意图借助签署新经济合作协定,构建以日本技术和日本制造为核心的新产业价值链,这必将引发全球产业布局和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重新调整。

  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发展,日本企业大规模走出国门、在海外投资设厂,并实施本地化的采购、制造及销售等生产经营活动。

  受其影响,“made in Japan(在日本制造)”的日本制造业传统模式业已转换至“made by Japan(由日本制造)”的新发展范式。

  就TPP原有的12个成员国来看,除了美国之外,日本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是绝对性的,越南、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

  为了巩固并夯实日本在贸易及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日本迫切希望可以构建起以TPP为基础框架的贸易分工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依托TPP实现自身在技术优势与经济利益之间的高效互转。

  

  当前,劳动集约型的传统产业在东亚地区的主要生产基地集中在中国大陆地区。一旦安倍的愿望被落实,随着TPP发展,从事此类传统产业的日资企业或其他外资企业将选择从中国撤资,转而向越南等参加TPP协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

  这将重塑东亚生产基地的功能型配置,进而影响日本企业的生产流和贸易流,有助于加速构建以日本为“圆心”的全球生产网络,并进一步提升供应链的运转效率。

  

  借助TPP的外部压力,可以推动日本经济的体制改革与结构性转变。

  安倍政府上台以后,在经济政策方面,强推“安倍经济学”。但是,无论他在货币、财政政策上做多大的努力,却始终无法使日本经济回归至正常的复苏轨道。

  因此,唯有选择强硬推动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安倍经济学”的政策承诺和日本经济的后续发展。

  长期困扰日本经济市场化发展及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相关部门,自然就成了安倍改革的重点对象,农业部门更是“典型中的典型”。

  显然,从中长期来看,安倍政府欲推进的是针对日本农业的结构性改革,但现阶段它的主要任务却是借TPP之机实施针对农协的体制性改革,进而重新规划反映农业利益的政治版图和农业生产结构,并以此为示范性工程,推进日本整体经济的结构性改革。

  

  尽管日美之间签有安全同盟协定,但这仅局限于安保问题,且不能辐射至其他政治及经济领域。

  日美之间并没有签订FTA、EPA(经济伙伴)等正式的经济合作协定文件,而之前为了解决日美贸易摩擦而签署的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协议、日美一揽子经济协议等,均为美国单方面压制日本而签订的“不对等”经济合作协议,日本并没有在其中体现出足够的主动性和对等性。

  鉴于此,日美两国之间并不存在所谓对等的、书面形式的经济合作文件,二者缺乏牢固的经济合作基础。

  为此,日本国内的多数保守派将TPP视为“在经济领域建立牢不可破的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抓手,更希望依托TPP搭建以日美经济同盟为核心的、覆盖整个亚太地区的“辐辏”体系。

  而进入后TPP时代,日美两国更希望依托直接的、双边性质的协定,共同规划并设计全球经济治理的新体系,其中,新启动的日美经济对话机制就是最为直观的反应之一。尽管如此,日本仍不愿放弃美国参与TPP的可能性,并积极游说美国重返TPP“大家庭”。因此,在现阶段TPP的相关谈判中,日本仍在不断假象美国的回归,并积极为此预留政治空间。

  另外,2013年6月,日本安倍政权在 “日本再兴战略” 中明确提出,要与世界主要国家加强经济合作,并提出到2018年把自由贸易区(FTA)占贸易额的比率从2013年的19%提高到70%。由此,实现上述70%的目标既成为日本不惜一切代价,推动TPP落地的主要动因之一,更是它之后始终不愿放弃TPP的关键所在。

  换言之,一旦日本彻底放弃TPP,则它几乎不可能完成70%的既定目标,甚至这种负面影响很可能波及它与欧洲、或与美国等重要经济体之间的双边经贸谈判。

  从这一层面来看,TPP也是日本尝试扩大FTA、抑或是双多边经济合作范围的“试金石”。

  

  安倍大张旗鼓要接棒美国搞TPP,将给中日两国正常政治经济交往带来负面影响,甚至部分领域的既有合作等出现了严重滑坡,合作前景不容乐观。

  

  日本对华态度由“合作竞争”清晰地转变为“竞争合作”,由此不难设想的是,未来中日两国在经济层面的竞争因素将愈发增多。同时,中日双方传统的合作基本面却在不断缩小,甚至在部分领域会出现阶段性的断层。举例来说,日本一味地强调“高标准、高水平”的经济合作规格,可能引发中日在多个地区经济合作协定谈判中的龃龉。

  这不仅加剧了中日间的现实矛盾,更破坏了中日两国的民族感情,间接性地阻碍了中日间正常的经济合作及经贸往来。

  然而,由于内部条件的客观局限及外部环境的不成熟,这一梦想仍停留于构思阶段。

  更为糟糕的是,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协定谈判路线已由多边转变为双边,即基本放弃了回归TPP的可能性,致使日本在TPP问题上根本不可能获取美国的驰援。

  加之自身实力的不足,日本难以单枪匹马地引领TPP的谈判进程,甚至更无法引领后者跨入关键性的内容协商与谈判。

  其实,TPP是日本对外经济合作战略转型的镜鉴,因此,从 TPP的视角可以管窥日本在内政外交、甚至是战略心态的微妙嬗变。

  在几乎无计可施的背景下,安倍政府也只能依托TPP,来塑造一个充满美好幻想的“童话故事”。

责任编辑:张迪

  原标题:美国一点面子不给,日本为何还死死抓住TPP不放?

  对于安倍抱有极大希望的TPP,特朗普直言:“退出是明智之举”,“我告诉你们,没了TPP,我们之间贸易来往会比任何国家都多。”

  10月22日,以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与公明党执政联盟在参议院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议席,迅速将目光投向复活TPP的“大业”上。

  23日,安倍在会见日本商界代表时表示:即便没有美国,日本也要坚决主导TPP的“复活”。

  奥巴马政府时期,日本是美国主导的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核心成员。

  从这次表态可见,特朗普退出TPP的意思很坚定。

  带头大哥都不玩了,日本为何死死抓住TPP不放手?凭借日本一国之力,真的能“玩转”TPP吗?日本这种做法对中国乃至亚太经济意味着什么呢?

  

  自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就深陷持续衰退的尴尬境地。

  尽管此后历届日本政府实施了形式多样、种类繁多的经济刺激改革计划,但均未能挽救日本经济的颓势。

  受其影响,日本长期强调的“国势”日渐式微,国内矛盾日益激化,社会问题频繁发生,国民工作热情、乃至为实现强大日本而努力奋斗的民族信念也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

  面对如此困难局面,日本国内以保守主义势力为代表的一大批人,坚持认为:日本亟需一次“脱胎换骨”的战略性改革,才能彻底走出泡沫经济崩溃所造成的阴影。

  他们希冀TPP能为日本“转运”。

  安倍政府的这一战略设想,在TPP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安倍政府认为,TPP是适合21世纪的新贸易投资规则,若日本掌控制定新经贸规则的主导权,就可以利用新规招徕外部投资大量进入日本市场,同时加大对自身海外投资的保护力度。

  这里涉及三个层面的含义:

  *TPP制定了关税衡量的新标准,率先在多边贸易合作协定中实现了货物贸易的“零关税”;

  *TPP凸显贸易投资规则的创新性发展;

  *TPP为创设“21世纪贸易投资体制”搭建新平台。

  日本政府对贸易投资新规的需求是双向的,既意在对内的引导,又暗指对外的输出。

  

  安倍政府在2013年6月的“日本再兴战略”中,就曾明确提出,到2020年末实现对日直接投资存量倍增至35万亿日元的战略目标(2012年为17.8万亿日元)。

  但是,迫于国内经济持续衰退的现实,外国资本始终对日本市场提不起足够兴趣。同时,传统而保守的国内文化阻碍了日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更提高了外国投资进入日本市场的“门槛”。

  鉴于此,日本更希望借助以TPP为基础的投资保护体系及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等,为外国资本的流入日本创造高规格的保障和信心,进而吸引更多的外来资本。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5年,日本向对外资本输出(FDI)总计1290亿美元(2014年日本的同统计数据为114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2015年的3000亿美元(2014年美国的同统计数据为317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二大FDI输出国。中国则紧随其后,FDI输出总额为1280亿美元(2014年同统计数据为1230亿美元)。

  需要指出的是,一旦TPP达成并生效,日本资本必将挥舞TPP之鞭,保护其海外资产的传统利益,同时进一步拓展投资对象及新的盈利增长点。

  

  

  日本意图借助签署新经济合作协定,构建以日本技术和日本制造为核心的新产业价值链,这必将引发全球产业布局和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重新调整。

  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发展,日本企业大规模走出国门、在海外投资设厂,并实施本地化的采购、制造及销售等生产经营活动。

  受其影响,“made in Japan(在日本制造)”的日本制造业传统模式业已转换至“made by Japan(由日本制造)”的新发展范式。

  就TPP原有的12个成员国来看,除了美国之外,日本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是绝对性的,越南、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

  为了巩固并夯实日本在贸易及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日本迫切希望可以构建起以TPP为基础框架的贸易分工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依托TPP实现自身在技术优势与经济利益之间的高效互转。

  

  当前,劳动集约型的传统产业在东亚地区的主要生产基地集中在中国大陆地区。一旦安倍的愿望被落实,随着TPP发展,从事此类传统产业的日资企业或其他外资企业将选择从中国撤资,转而向越南等参加TPP协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

  这将重塑东亚生产基地的功能型配置,进而影响日本企业的生产流和贸易流,有助于加速构建以日本为“圆心”的全球生产网络,并进一步提升供应链的运转效率。

  

  借助TPP的外部压力,可以推动日本经济的体制改革与结构性转变。

  安倍政府上台以后,在经济政策方面,强推“安倍经济学”。但是,无论他在货币、财政政策上做多大的努力,却始终无法使日本经济回归至正常的复苏轨道。

  因此,唯有选择强硬推动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安倍经济学”的政策承诺和日本经济的后续发展。

  长期困扰日本经济市场化发展及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相关部门,自然就成了安倍改革的重点对象,农业部门更是“典型中的典型”。

  显然,从中长期来看,安倍政府欲推进的是针对日本农业的结构性改革,但现阶段它的主要任务却是借TPP之机实施针对农协的体制性改革,进而重新规划反映农业利益的政治版图和农业生产结构,并以此为示范性工程,推进日本整体经济的结构性改革。

  

  尽管日美之间签有安全同盟协定,但这仅局限于安保问题,且不能辐射至其他政治及经济领域。

  日美之间并没有签订FTA、EPA(经济伙伴)等正式的经济合作协定文件,而之前为了解决日美贸易摩擦而签署的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协议、日美一揽子经济协议等,均为美国单方面压制日本而签订的“不对等”经济合作协议,日本并没有在其中体现出足够的主动性和对等性。

  鉴于此,日美两国之间并不存在所谓对等的、书面形式的经济合作文件,二者缺乏牢固的经济合作基础。

  为此,日本国内的多数保守派将TPP视为“在经济领域建立牢不可破的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抓手,更希望依托TPP搭建以日美经济同盟为核心的、覆盖整个亚太地区的“辐辏”体系。

  而进入后TPP时代,日美两国更希望依托直接的、双边性质的协定,共同规划并设计全球经济治理的新体系,其中,新启动的日美经济对话机制就是最为直观的反应之一。尽管如此,日本仍不愿放弃美国参与TPP的可能性,并积极游说美国重返TPP“大家庭”。因此,在现阶段TPP的相关谈判中,日本仍在不断假象美国的回归,并积极为此预留政治空间。

  另外,2013年6月,日本安倍政权在 “日本再兴战略” 中明确提出,要与世界主要国家加强经济合作,并提出到2018年把自由贸易区(FTA)占贸易额的比率从2013年的19%提高到70%。由此,实现上述70%的目标既成为日本不惜一切代价,推动TPP落地的主要动因之一,更是它之后始终不愿放弃TPP的关键所在。

  换言之,一旦日本彻底放弃TPP,则它几乎不可能完成70%的既定目标,甚至这种负面影响很可能波及它与欧洲、或与美国等重要经济体之间的双边经贸谈判。

  从这一层面来看,TPP也是日本尝试扩大FTA、抑或是双多边经济合作范围的“试金石”。

  

  安倍大张旗鼓要接棒美国搞TPP,将给中日两国正常政治经济交往带来负面影响,甚至部分领域的既有合作等出现了严重滑坡,合作前景不容乐观。

  

  日本对华态度由“合作竞争”清晰地转变为“竞争合作”,由此不难设想的是,未来中日两国在经济层面的竞争因素将愈发增多。同时,中日双方传统的合作基本面却在不断缩小,甚至在部分领域会出现阶段性的断层。举例来说,日本一味地强调“高标准、高水平”的经济合作规格,可能引发中日在多个地区经济合作协定谈判中的龃龉。

  这不仅加剧了中日间的现实矛盾,更破坏了中日两国的民族感情,间接性地阻碍了中日间正常的经济合作及经贸往来。

  然而,由于内部条件的客观局限及外部环境的不成熟,这一梦想仍停留于构思阶段。

  更为糟糕的是,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协定谈判路线已由多边转变为双边,即基本放弃了回归TPP的可能性,致使日本在TPP问题上根本不可能获取美国的驰援。

  加之自身实力的不足,日本难以单枪匹马地引领TPP的谈判进程,甚至更无法引领后者跨入关键性的内容协商与谈判。

  其实,TPP是日本对外经济合作战略转型的镜鉴,因此,从 TPP的视角可以管窥日本在内政外交、甚至是战略心态的微妙嬗变。

  在几乎无计可施的背景下,安倍政府也只能依托TPP,来塑造一个充满美好幻想的“童话故事”。

责任编辑:张迪

  原标题:美国一点面子不给,日本为何还死死抓住TPP不放?

  对于安倍抱有极大希望的TPP,特朗普直言:“退出是明智之举”,“我告诉你们,没了TPP,我们之间贸易来往会比任何国家都多。”

  10月22日,以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与公明党执政联盟在参议院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议席,迅速将目光投向复活TPP的“大业”上。

  23日,安倍在会见日本商界代表时表示:即便没有美国,日本也要坚决主导TPP的“复活”。

  奥巴马政府时期,日本是美国主导的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核心成员。

  从这次表态可见,特朗普退出TPP的意思很坚定。

  带头大哥都不玩了,日本为何死死抓住TPP不放手?凭借日本一国之力,真的能“玩转”TPP吗?日本这种做法对中国乃至亚太经济意味着什么呢?

  

  自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就深陷持续衰退的尴尬境地。

  尽管此后历届日本政府实施了形式多样、种类繁多的经济刺激改革计划,但均未能挽救日本经济的颓势。

  受其影响,日本长期强调的“国势”日渐式微,国内矛盾日益激化,社会问题频繁发生,国民工作热情、乃至为实现强大日本而努力奋斗的民族信念也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

  面对如此困难局面,日本国内以保守主义势力为代表的一大批人,坚持认为:日本亟需一次“脱胎换骨”的战略性改革,才能彻底走出泡沫经济崩溃所造成的阴影。

  他们希冀TPP能为日本“转运”。

  安倍政府的这一战略设想,在TPP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安倍政府认为,TPP是适合21世纪的新贸易投资规则,若日本掌控制定新经贸规则的主导权,就可以利用新规招徕外部投资大量进入日本市场,同时加大对自身海外投资的保护力度。

  这里涉及三个层面的含义:

  *TPP制定了关税衡量的新标准,率先在多边贸易合作协定中实现了货物贸易的“零关税”;

  *TPP凸显贸易投资规则的创新性发展;

  *TPP为创设“21世纪贸易投资体制”搭建新平台。

  日本政府对贸易投资新规的需求是双向的,既意在对内的引导,又暗指对外的输出。

  

  安倍政府在2013年6月的“日本再兴战略”中,就曾明确提出,到2020年末实现对日直接投资存量倍增至35万亿日元的战略目标(2012年为17.8万亿日元)。

  但是,迫于国内经济持续衰退的现实,外国资本始终对日本市场提不起足够兴趣。同时,传统而保守的国内文化阻碍了日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更提高了外国投资进入日本市场的“门槛”。

  鉴于此,日本更希望借助以TPP为基础的投资保护体系及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等,为外国资本的流入日本创造高规格的保障和信心,进而吸引更多的外来资本。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5年,日本向对外资本输出(FDI)总计1290亿美元(2014年日本的同统计数据为114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2015年的3000亿美元(2014年美国的同统计数据为317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二大FDI输出国。中国则紧随其后,FDI输出总额为1280亿美元(2014年同统计数据为1230亿美元)。

  需要指出的是,一旦TPP达成并生效,日本资本必将挥舞TPP之鞭,保护其海外资产的传统利益,同时进一步拓展投资对象及新的盈利增长点。

  

  

  日本意图借助签署新经济合作协定,构建以日本技术和日本制造为核心的新产业价值链,这必将引发全球产业布局和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重新调整。

  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发展,日本企业大规模走出国门、在海外投资设厂,并实施本地化的采购、制造及销售等生产经营活动。

  受其影响,“made in Japan(在日本制造)”的日本制造业传统模式业已转换至“made by Japan(由日本制造)”的新发展范式。

  就TPP原有的12个成员国来看,除了美国之外,日本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是绝对性的,越南、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

  为了巩固并夯实日本在贸易及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日本迫切希望可以构建起以TPP为基础框架的贸易分工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依托TPP实现自身在技术优势与经济利益之间的高效互转。

  

  当前,劳动集约型的传统产业在东亚地区的主要生产基地集中在中国大陆地区。一旦安倍的愿望被落实,随着TPP发展,从事此类传统产业的日资企业或其他外资企业将选择从中国撤资,转而向越南等参加TPP协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

  这将重塑东亚生产基地的功能型配置,进而影响日本企业的生产流和贸易流,有助于加速构建以日本为“圆心”的全球生产网络,并进一步提升供应链的运转效率。

  

  借助TPP的外部压力,可以推动日本经济的体制改革与结构性转变。

  安倍政府上台以后,在经济政策方面,强推“安倍经济学”。但是,无论他在货币、财政政策上做多大的努力,却始终无法使日本经济回归至正常的复苏轨道。

  因此,唯有选择强硬推动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安倍经济学”的政策承诺和日本经济的后续发展。

  长期困扰日本经济市场化发展及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相关部门,自然就成了安倍改革的重点对象,农业部门更是“典型中的典型”。

  显然,从中长期来看,安倍政府欲推进的是针对日本农业的结构性改革,但现阶段它的主要任务却是借TPP之机实施针对农协的体制性改革,进而重新规划反映农业利益的政治版图和农业生产结构,并以此为示范性工程,推进日本整体经济的结构性改革。

  

  尽管日美之间签有安全同盟协定,但这仅局限于安保问题,且不能辐射至其他政治及经济领域。

  日美之间并没有签订FTA、EPA(经济伙伴)等正式的经济合作协定文件,而之前为了解决日美贸易摩擦而签署的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协议、日美一揽子经济协议等,均为美国单方面压制日本而签订的“不对等”经济合作协议,日本并没有在其中体现出足够的主动性和对等性。

  鉴于此,日美两国之间并不存在所谓对等的、书面形式的经济合作文件,二者缺乏牢固的经济合作基础。

  为此,日本国内的多数保守派将TPP视为“在经济领域建立牢不可破的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抓手,更希望依托TPP搭建以日美经济同盟为核心的、覆盖整个亚太地区的“辐辏”体系。

  而进入后TPP时代,日美两国更希望依托直接的、双边性质的协定,共同规划并设计全球经济治理的新体系,其中,新启动的日美经济对话机制就是最为直观的反应之一。尽管如此,日本仍不愿放弃美国参与TPP的可能性,并积极游说美国重返TPP“大家庭”。因此,在现阶段TPP的相关谈判中,日本仍在不断假象美国的回归,并积极为此预留政治空间。

  另外,2013年6月,日本安倍政权在 “日本再兴战略” 中明确提出,要与世界主要国家加强经济合作,并提出到2018年把自由贸易区(FTA)占贸易额的比率从2013年的19%提高到70%。由此,实现上述70%的目标既成为日本不惜一切代价,推动TPP落地的主要动因之一,更是它之后始终不愿放弃TPP的关键所在。

  换言之,一旦日本彻底放弃TPP,则它几乎不可能完成70%的既定目标,甚至这种负面影响很可能波及它与欧洲、或与美国等重要经济体之间的双边经贸谈判。

  从这一层面来看,TPP也是日本尝试扩大FTA、抑或是双多边经济合作范围的“试金石”。

  

  安倍大张旗鼓要接棒美国搞TPP,将给中日两国正常政治经济交往带来负面影响,甚至部分领域的既有合作等出现了严重滑坡,合作前景不容乐观。

  

  日本对华态度由“合作竞争”清晰地转变为“竞争合作”,由此不难设想的是,未来中日两国在经济层面的竞争因素将愈发增多。同时,中日双方传统的合作基本面却在不断缩小,甚至在部分领域会出现阶段性的断层。举例来说,日本一味地强调“高标准、高水平”的经济合作规格,可能引发中日在多个地区经济合作协定谈判中的龃龉。

  这不仅加剧了中日间的现实矛盾,更破坏了中日两国的民族感情,间接性地阻碍了中日间正常的经济合作及经贸往来。

  然而,由于内部条件的客观局限及外部环境的不成熟,这一梦想仍停留于构思阶段。

  更为糟糕的是,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协定谈判路线已由多边转变为双边,即基本放弃了回归TPP的可能性,致使日本在TPP问题上根本不可能获取美国的驰援。

  加之自身实力的不足,日本难以单枪匹马地引领TPP的谈判进程,甚至更无法引领后者跨入关键性的内容协商与谈判。

  其实,TPP是日本对外经济合作战略转型的镜鉴,因此,从 TPP的视角可以管窥日本在内政外交、甚至是战略心态的微妙嬗变。

  在几乎无计可施的背景下,安倍政府也只能依托TPP,来塑造一个充满美好幻想的“童话故事”。

责任编辑:张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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